本书实际上是冯友兰先生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前六册已经由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齐，这一册则是最先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繁体字版，而后才由大陆印行这一简体版，先生晚年的心血之作于此可谓近乎“全璧”了。
本书以“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及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发端，论述了从章炳麟、孙中山一直到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哲学现代化时代中”金岳霖、冯友兰两家“理学”和熊十力的“心学”，从而与前六册著述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先生历经二十余年、在垂老之年最终完成的巨著，而作为第七册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更是先生晚年心灵完全自由、“海阔天空我自飞”之后的产物。因此本书不仅在内容上赓续前六卷，更可于其中窥见先生的人格风范与人生境界。在独特、深邃而敏锐的眼光观照之下，先生对现代中国社会纷乱复杂现象的认识常常有振聋发聩、让人猛醒的作用。例如，对于“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我们一向先在地、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对“拨乱”之“乱”容易理解，却并未去深究“反正”之“正”是什么。先生则基于从哲学高度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理解，鲜明地指出，“反正”就是回到“文革”前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唯其如此，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有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北朝文学历来不大引人注意，虽然文学史家都普遍认为代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高峰的唐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和北朝文学是分不开的，但是真正对北朝文学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以理清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这一工作，做的人却较少。在这个意义上，《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可谓做了初步尝试，并且颇有成绩。
作者从“门第士族”这一文学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之间的“中介”入手，经过考察认为，虽然南朝和北朝都是世家大族为特色的社会，但是北朝的世家大族是处在和南朝士族社会完全不同的形态下的，它们处在和汉族文化完全异质的、以代北贵族为代表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立、冲突和融会之中。这种对立和冲突有时是很微妙的，有时又是非常激烈的，这一冲突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心态和情感方式乃至人生理想，从而决定了北朝的文化特质。这一文化特质影响到北朝文学，使之呈现出与南朝文学大不相同的特点。
作者细致分析了北朝士族的处境和心态，考察了他们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独特取舍，这一点可谓作者的独到之处。因为南北文化交流是学界早已认识到的历史事实，并且注意到了它对南北朝文学的影响及对唐诗繁荣的积极意义，但多流于泛泛而论，远未达到对问题的真正解决。作者这一观察无疑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金圣叹几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他评点西厢，“腰斩”水浒，评出中国历史上的六大才子书，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大才子。但是关于他自身，却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本书即是其中的“说法”之一。
全书分为六章，分别探究了金圣叹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对清统治者的态度，指出金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并进而分析了他对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的贡献以及他的文艺美学思想。作者不囿成说，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有异于时人。例如，在金圣叹何以要修改旧《水浒》、何以要把自己的改作“伪托”为施耐庵所作的问题上，作者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认为金圣叹修改后的《水浒》与《西厢》要比旧作高明；作者还认为，在《水浒》改作问题上，一些大家如胡适、鲁迅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误解，并具体分析了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同时又批评了有些学者由于偏见而作出的错误论断。作者认为，旧《水浒》和旧《西厢》这两部作品，正是由于金圣叹的删改而成为古典名著的。所有这些均可备一说供学术界讨论。而作为一部评传性的著作，本书的出版，如作者所言，使得历史人物金圣叹有了一个和当代人进行对话的机会，这对认识金圣叹并进而了解当时的时代状况，无疑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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